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东汉击鼓说唱俑(见上图)时,内心惊讶极了!怎样高超的技艺才能塑造出如此欢脱喜乐、令人捧腹的民间说唱艺人形象啊!连姓名都没有的东汉匠人要秒杀掉多少现当代东西方雕塑家呢!而且,要怎样一颗天地间活泼泼的心,才能展现出如此盎然的欢喜和灿烂的活力?因此,后来看到“乐感文化”这个词的时候,击鼓说唱俑的形象一下子浮上心头。
这尊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的陶俑,造型极为生动传神,其双肩高耸,表情夸张,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一鼓槌,一眼瞥去便令人忍俊不禁。所以,我很认同“乐感文化”这个概念。“乐感”的特质,更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渭稽与幽默,体现的是一种欢喜与乐观的人生态度。
罗素曾写道:
”中国人,所有阶级的中国人,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种更爱逗乐,他们从世间万事中都找到欢乐,一句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尽管在20世纪初那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罗素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人的幽默和对于快乐人生的追求。麦高温也观察到了这一点:
”中国人是一个爱笑的民族,他们面部较宽,虽有悖美感,但却能充分展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无论中国人做什么,仿佛都带有喜剧元素,令人开心。
中国人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幽默储备。要是没有这种幽默感,他恐怕承受不了辛劳、饥饿、悲痛以及无穷无尽的烦恼。”
麦高温的前一个观点应当说不乏溢美之词,那个时代的中国那么多农夫、轿夫、纤夫等普通人的劳作,很难说其中有多少喜剧元素和令人开心之处,但无论多么艰苦的生活里,罗素所言的“逗乐”总是有的。麦高温的后一个观点似乎更有道理,并且提示我们,最有幽默感的还真是那些生活比较艰苦的地方的人们,比如东北小品明显比“海派清口”更受大众的欢迎。而这种幽默感正源自可以称之为“乐感”的文化,我们从“小品王”赵本山和他的弟子们的表演中可以确切感受到其中那种“自我贬损”式的“逗你玩儿”,与击鼓说唱俑所代表的民间说唱杂耍艺人几乎有一脉相承的“乐感”。
不应当过于贬低这种“下里巴人”的文化,尽管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阳春白雪”的文化艺术来提升全民族的文化品位、艺术格调与审美素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漫长岁月里,正是这些欢脱活泼的“下里巴人”,在市井巷陌南来北往的熙攘人流中,在岁时节庆婚丧嫁娶的锣鼓声里,给忙于谋生、苦于生计的中国人带来欢声笑语。“雅俗共赏”中的"俗"应该就是这一类民间文化。当然,这里的“俗”并非媚俗、低俗和庸俗,而是一种“接地气儿”的“通俗”,一种为最底层、最广泛的劳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所谓“草根文化”。
不管冠之以何名称,中国人对世俗欢乐幸福的重视与追求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不用说我们各种民间礼俗上“吹拉弹唱”的热闹,也不用说日常生活中"煎炒烹炸"的热情,就看看我们闲来无事时比较热衷之事吧!打开各类短视频APP,均不乏美景、美食、美人、萌宠和养生、保健之类小视频,这些充满乐感乃至喜感的短视频动辄百万点击量。
那么,在智能手机乃至电视还没普及之前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城里的庙会和乡下的集市自不必说,就是日常生活中还有麻将啊!年,胡适在《麻将》一文中很是愤慨地写道:
”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然而,九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并没有因为这样愤慨的批判,甚至也没有因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而冲淡中国人对麻将的热情。
十几年前做学生时,有一次请到一位著名教授到北大做讲座,之后送他离开的路上我赞叹他的学识与口才时,老先生热情而爽朗地说,你知道我们东北人为什么口才好吗?因为东北冬天冷啊,只能在屋里“猫冬儿”;“猫冬儿”能干啥?就坐在热乎乎的大炕上嗑瓜子、唠闲嗑、天南地北“扯大皮”呗!哪有口才不好的道理!老先生的答案是不是也充满“乐感”?
从比较文化学的视域来看,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总是"哭丧着脸"呢?追求欢乐幸福应该是人类的共性吧!是的,但中国人对世俗欢乐幸福的重视与追求,与基督教追求天堂的快乐是有所不同的。在基督教义里,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带有“原罪”的,所以人们需要到教堂“忏悔”。而中国人到寺庙,是去“祈福”的,祈祷众神保佑平安健康,以及财运亨通、官运腾达之类,包括喜结良缘、早生贵子等,总之什么都是可以“求”的。但概括所“求”,总不外乎能带来“世俗欢乐幸福”的事情。而且,上过香走出庙门后,“庙会”上琳琅满目的好吃、好用、好看、好玩的,更是最直接的世俗欢乐。
当然,诚如张隆溪所言:“文化的完全同一和文化的决然对立,都实在是骗人的假象。”无论是基督教的所谓“罪感文化”,还是《菊与刀》中日本人的“耻感文化”,也都蕴含着对欢乐人生的肯定与追求。听听《拉德斯基进行曲》那华美欢悦的旋律,看看华尔兹那轻盈欢快的舞步,逛逛东京歌舞伎町一番街的灯红酒绿,也许会有更直观的体验。
但是,中国文化的“乐感”却几乎是一种信仰。比如在寺庙、店铺和百姓家中,经常会见到一位袒胸露腹、笑容可掬的弥勒佛,据说是以五代时期后梁高僧布袋和尚为原型的,这位大德幽默风趣、聪明智慧、与人为善、乐观包容,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
”眼前都是有缘人,相见相亲,怎不满腔欢喜;
世上尽多难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肚包容。
大肚包容,了却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
这两首诗偈,道出弥勒佛的包容欢喜之道,也可谓是我们乐感文化与乐观精神的注解。由此,你大概可以理解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很多事“一笑了之”这种“和事佬”态度的深层文化根源,理解中国人知足常乐、圆融自洽的人生观背后的生存智慧。这或许也还是明恩溥所说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往往能在不幸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的根本原因。
所以,乐感文化中深蕴着一个饱经沧桑忧患的民族的豁达与乐观精神,如白居易的《对酒》诗中这四句: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贫随富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蜗牛角上争何事”典出《庄子·则阳》:“有国于蜗牛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牛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中写到“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晏殊的《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中有“浮生岂得长年少。莫惜醉来开口笑”之句,都是感悟到“天地不仁""人生不易"和“日月如梭”后,一种“看得开”“放得下”的豁达乐观。
所以,我们需要击鼓说唱陶俑这样欢脱喜乐的民间文化艺术,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欢声笑语。若在欢声笑语之后,还能给人以心灵的情感激荡和精神的力量鼓舞,那便也是可登“大雅之堂”的有持久生命力的时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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