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解诗有种思维惯性，喜欢探索隐，在诗中寻找所谓“本事”：
读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总有人情不自禁地揣测诗人是不是在吟咏他恋过的某个女道士；而读姜夔的《暗香·疏影》，也不免有好事者悬想歌词中的梅花是否影射了白石道人终生难忘的合肥双姝……
索解“本事”的习惯起源于何时？我不能确定。
但我相信，汉代的《毛诗传》即便不是这种习惯的源头，至少，也为它的养成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毛传》解《诗》，总习惯指实某一篇作品是为什么人、什么事而做的。比如《诗经·卫风》的开篇之作《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诗经·卫风·淇奥》
诗文中提到的那位“有匪君子”究竟是谁？是不是见诸载籍的某个历史人物？仅凭诗文本身提供的信息，要锁定这个人的身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毛诗传》不晓得从哪里找来了依据，言之凿凿地说“有匪君子”就是两周之际大名鼎鼎的卫武公。
关于卫武公这个人，《史记·卫康叔世家》只有短短62字的记载。大意是说，自公元前年即位以来，武公对内重修先祖康叔的德政，增强了卫国的凝聚力，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对外呢，在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之际，卫武公又因为护驾有功而被周平王正式册封为公爵——如果单看这些建树，卫武公也当得起某种赞誉。至少和他的祖父卫倾侯相比，该是这样的。
想当年，倾侯的爵位是花重贿从周夷王手里买来的。比起那偷来的锣鼓敲不响，卫武公可是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真刀真枪地拼回来了一个公爵。
但《毛传》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卫武公跟后来鼎鼎大名的唐太宗一样，早年也有过一段残害骨肉、逆取顺守的“黑历史”：
二十八，周宣王立。四十二年（BC），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史记·卫康叔世家》
虽说两周之交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特殊年代，那时候，像卫武公弒君自立这样以小宗吞并大宗的故事并不鲜见——比如卫国的邻国晋国，此时也正上演着曲沃系小宗与晋国公室间的火并。
不知是不是巧合，后来吞并公室的曲沃系领袖也被为“武公”，人称“曲沃武公”或“晋武公”——但是，这些大有作为的“武公”们虽被视为一代雄主，但后人歌颂的多半是他们的霸悍功业，很少有人将“武公”们抬举为道德楷模。
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的履历似乎同《淇奥》里边儿的“有匪君子”又不那么吻合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淇奥》里边儿的这三段择出来，并作一处来看：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这三段歌诗并不是简单的重章叠唱，它们先后相承，完整地勾勒出了君子的成长经历。关于首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钱穆先生解释说：
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四字分指平列，谓非加切磋琢磨之功，则四者皆不能成器，盖言学问之功。
——《论语新解》
对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来说，道德品质的养成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在开篇的时候，要以“绿竹猗猗”来兴起“有匪君子”的原因——《毛传》说，“猗猗”就是质美德盛的样子。
古人经常讲，学而优则仕。照这个逻辑看，次章“充耳琇莹，会弁如星”说的就该是君子出仕了。因为“充耳”是挂在冠冕两旁的饰品，“会弁”是冠缝缀玉的鹿皮帽子，这两者都是古代官员的装束。
至于卒章的“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则很可能是形容这位君子的官声和政绩。
“金锡”在载籍中常见于天子对群臣的赏赐，而“圭璧”则是朝臣所执之物。它们既是贵重的宝石金器，可能也暗示着这位君子政绩斐然，因而受到天子的嘉奖。
把这三段合起来看，《淇奥》描写的这位“有匪君子”似乎是一位内外兼修、政绩卓著的王朝卿士，至于他究竟是谁？我就不敢像《毛传》那样指实了。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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