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民国时期，老百姓中流传一个说法：“东单西四鼓楼前。”意指旧京的繁华所在。他们记得四五十年代的鼓楼，戏棚、茶座、杂耍场子，是那时候的消遣之处。如今几十年过去，这座明时的建筑，渐渐变成了老北京的地标。围绕它的故事铺展开来，是几代人在历史中走过的痕迹。
“北京城迹”第一期：鼓楼。
鼓楼附近的赵府街副食店，店内的秤也是“老物件”。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王双兴编辑
胡杰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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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老北京人，心中都有一座鼓楼。
生于四五十年代的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鼓楼，会首先说起什刹海作为漕运码头、南锣鼓巷作为皇家领地、烟袋斜街作为商业中心的历史，到了青年时代，后海变成了一个天然游泳场，5分钟一张门票随便游，累了爬上岸，去南锣鼓巷买驴打滚儿、鸡头米、芸豆卷吃。
半个世纪后，老人们惊讶于蒲扇、茶寮和大秧歌的消失，而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式咖啡让人觉得“到了联合国”。
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则更爱说在鼓楼胡同里走街串巷的日子。大杂院里办婚礼热闹，发糖时，喜悦也被一把一把抓在手心里；把一毛两毛的零花钱攒下来，买磁带，买游戏机；两拨小年轻在鼓楼前茬架，摩拳擦掌眼看着要动手，一排三轮车从人群中穿过，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
这座明时的建筑，渐渐变成了老北京的地标，围绕它的故事铺展开来，是几代人在历史中走过的痕迹。
59岁的“小李子”
李瑞生的副食店名气大，但不好找。
过了钟鼓楼，从钟楼湾胡同拐进豆腐池胡同，再向北穿过赵府街，店铺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位置。生锈的铁招牌上挂着红字：赵府街副食店。
赵府街副食店门外。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站在门口打量上两三分钟，便有手里拎着二锅头的中年男人凑过来提醒：“快拍下来，现在哪儿还有这样的商店啊。”
59岁的李瑞生正在店里忙活，五六点钟是小店的“晚高峰”，街坊邻居端着碗带着盆钻进店里，一块五的咸菜，四块钱的黄酱，舀好、装袋、递到顾客手上，李瑞生几乎不需要增减，“一勺准”。
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练就的手艺。李瑞生说，“要一两就是一两，要二两就是二两，不能多也不能少。”
从年开始营业，小店如今已经62岁，比李瑞生年纪还大。他在年借调过来，干了30多年。
起初，赵府街副食店有多平米，分成肉类组、蔬菜组、烟酒组等等，光是职工就有20多个。它为鼓楼附近几条胡同的户居民提供柴米油盐，李瑞生端着铁饭碗，生活悠闲。
年，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菜市场、超市陆续出现，胡同里也开始有人摆摊，国营副食店不再是老百姓购物的唯一选择，“销量开始慢慢地下滑了，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就不够开支了，养活不了这帮职工，职工下岗的下岗，调走的调走，买断的买断。”李瑞生回忆，“一百多平的门脸隔出去一大半，租给别人，就留下这四十多平。”
自称“一根筋”的李瑞生留了下来，“街坊邻居吃了几十年我店里的东西，没吃够，我就继续卖他们想吃的东西。”
李瑞生的货架底下，放了一口缸、一个桶，缸里是黄酱，桶里是麻酱，这是小店的招牌商品，从年卖到如今。麻酱一斤从五毛五卖到十三，翻了20倍左右；黄酱过去一毛六，现在五块钱一斤，翻了30倍。
几张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贴在店铺的墙上，黄色包装的固体酱油和白色包装的糕干粉早就不再卖了，画着荷花图案的代藕粉如今也升级为了小孩食用的米糊。曾经有德国人提出要用块钱买下这些图片，李瑞生不答应，“这是镇店之宝。”
如今，赵府街副食店被媒体打上“京城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系着领带的男子掏出手机说“李大爷我拍个照，给孩子写作文用”，头发泛白的女士指着桌上的动物饼干问“这个是不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甚至曾有年轻人跑来店里拍婚纱照，李瑞生边笑边觉得莫名其妙。
最近一年，他思虑最多的，是退休的事。马上六十了，明年三月就是他这个老职工工作生涯的尾声，“谁来接这个班，谁来传承北京的副食行业的文化？”李瑞生时不时就想想。
顾客还是一个接一个地钻到小店里来，他们大多数喊他“李师傅”，客客气气；也有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进来，叫一声“小李子”。李瑞生用手捋了捋他的白头发，仰着脑袋笑：“我长一岁，她也长一岁，她管我叫小李的时候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现在她80了，还是叫我小李子呢。”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
9月27号上午十点多，王七（化名）准备“出工”了。
秋天正大规模入侵北京，气温降到十三四度，他披了一件墨绿色的夹克，蹬上生锈的老自行车，绕过几条巷子，就到了钟鼓楼前。
黑挎包里装着几十本明信片，上面分别用中文、英文、日语、韩语印着：北京胡同。王七以向游客售卖明信片为营生，但十月一黄金周到来前的钟鼓楼游客寥寥，转了一圈只卖出两套。
一旁等生意的三轮车车夫朝他喊：“有一帮老外刚上钟楼，估计等会就该出来了。”王七点点头，坐到钟楼底下的花坛边，把脖子缩到夹克的领子里。
年他就出生在附近的老式民房，自己说自己是典型的胡同串子。童年记忆里的钟鼓楼不卖门票，里面办过庙会、开过展销，八十年代末还有游戏厅、录像厅，“那时候家里都穷，不舍得去电影院，就花几毛钱去看录像，我喜欢《拳王钱王》，武打片，好看。”王七别过头去，盯着远处鼓楼的红墙看。
中秋前夕的北京鼓楼。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胡同里长大的孩子，爱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蹲在家门口玩弹球、拍洋画，一放假就去护城河捞鱼、逮蜻蜓，最喜欢八月底，院子里的几棵枣树结了果实，“每年都上去够枣儿”。
“枣儿结得跟小苹果似的，别看它青，又脆又甜。”王七挑着眉毛，笑，“我特傻，拿一塑料袋儿，我们院儿一哥们儿，拿一个双肩包儿。上去枣真多，他装一大包儿，我装一小袋儿。”
挨骂是常事，时不时有人冲着房顶喊：“我那是私房，给踩漏了怎么办？”——王七说，那时大多是公房，踩漏了公家修，但私房坏了只能自己掏钱修。
大人在底下喊：“你给我下来！”孩子在房顶上对峙：“就不下去。”
“再不下来我就上去了！”
“你上来呀。”说完撒丫子就跑。用王七的话说：“房上的地形我们都摸透了。”
后来，王七们的青春期赶上了摇滚的大潮，崔健、唐朝炙手可热，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在胡同里边走边唱，走到鼓楼底下，站在街边唱。那时的后海尚未被酒吧环绕，没有人听过何勇《钟鼓楼》的旋律，赵雷靠着鼓楼墙壁晒太阳还是十几年后的事，王七们只有拿压岁钱才买得起十块钱一盒的磁带。
那时的油条八分钱一根，一毛六就是一顿早餐，他把零花钱攒下来买烟，八毛三一盒，不带过滤嘴。
“没有烦恼，每天瞎玩，那就是最好的年龄。”42岁的王七从口袋里摸出一盒4块钱的双叶，点燃一根，叼在嘴里。
微电影里的“鼓楼记忆”
不忙的时候，方喆喜欢在鼓楼附近转转。
他穿着方格衬衫，用一口北京话和遇见的熟人打招呼：“大爷忙着呐？”“您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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