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亭子间写作、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担任延安根据地文学界的负责人……于黑丁先生就像一位从现代文学史中走出来的人物。
我的中篇小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在全国30多家报刊上引发批评报道，给河南文学界惹出了祸事。于黑丁先生要亲自在家中召见，我心中难免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出乎意外的是，黑丁先生一见我就笑了。他的眼镜片儿特别厚，放大了的眼珠显得格外和善。他挺家常地招呼我落座，然后就像对待一个惹了祸的孩子一样，批评啊、开导啊，——居然还有安慰。
听说你写了一篇小说，外面有些风波嘛。这篇小说我们都看了，省委那边也看了。（“咯噔”一下，我心里不能不“咯噔”。）
你身体怎么样，听说你病了？不要压力太大嘛。有些不同意见，有些不同看法，很正常。
这件事怎么处理解决？省委张树德书记讲了三点意见，我现在传达给你。
第一，作者很年轻，他是有写作才华的；
第二，河南省文联可以召开一个适当范围的会议，采用内部讨论和批评的方式帮助作者，这是内部会议就不必对外宣传了；
第三，希望作者吸取教训，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得知省委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张树德书记的三点意见，我紧绷的心稍稍松了下来。
随后，黑丁先生向我传达了河南省文联党组的决定：
第一，由河南省文联创作研究室召开文联内部的作家和评论家参加的批评讨论会。大家发言之后，你要有一个发言，做一下自我批评，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第二，参照陕西作家贾平凹对待被批评小说《二月杏》的处理方式，以中篇小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的作者身份，向河北省文联的大型文学期刊《长城》写信，表示自己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
黑丁先生说完，坐在旁边的朱可同志立刻拿出一本《长城》杂志，上面登载着有关贾平凹向地质部门和《长城》读者道歉的文章和报道。
我翻看着，一时无话。
黑丁先生换了语调。苦口婆心，循循善诱，
事情既然出了，总得有个了结嘛。总得放下包袱，继续写作吧。你的作品是在河北发表的，批评也是从河北那边发起的，你给那边一个回复，你给那边一个交代。你瞧瞧，贾平凹就向那边写了检查认识嘛，咱们就按贾平凹的方式做吧。
我听明白了,老前辈是担心我轻狂，不肯低头俯首.
我表态:好的，我一定写。
黑丁先生和朱可同志都笑了。
朱可同志带我离开的时候，郑重其事地交代：给《长城》的信写完之后不要寄，先交给我，我们要看看。
当然当然，我明白，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写信，但这行动是组织的决定，组织的安排。朱可同志是一位干练的政工组织干部，他做事细致、认真、冷静，沉着，在文艺家扎堆儿的机关，这种领导不可或缺。，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黑丁先生安排我在他家的客厅与我见面的良苦用心。他完全可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把一切都公事公办。黑丁先生既是老领导，又是老作家，在家中促膝谈心，是他解决文学艺术界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吧。
河南省文联的老办公楼上有一间小会议室，《失去的，永远失去了》的批评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省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黄培需先生主持会议，参加者有创作研究室的评论家和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分会的驻会专业作家，大约有十几个人。那是严格意义上的“内部会议”，没有邀请任何新闻和刊物记者，也没有单位之外的有关人士。
会议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件当时认为无关紧要，事后才知道比害眼厉害的插曲。《河南日报》的n先生来了，却被挡在了门外。主持会议的河南省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黄培需向黑丁先生请示，要不要让n先生与会？人已经来了。黑丁答复，省委决定是文联内部会议，不邀请新闻单位，他就不要参加了。讲完这一句，又严肃地说，已经决定是小范围的内部会议嘛，谁走漏的消息？
《河南日报》的n先生编发过我的稿子，他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赶忙随着黄培需一起走出小会议室，来到走廊里。黄培需笑着向n先生转达了黑丁先生的话，我握着n先生的手，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n先生也笑着挥挥手，转身离去。
会议开始的导语和会议的结束语，黄培需先生都是照着稿子念的，让我感到会议范围虽小，一应程序却认真而严谨。黑丁先生在座，他也有一个基于作家身份的发言。张有德、南丁、段荃法、徐慎……各位老作家逐一发言。大家都是内行，说的都是诚恳的内行话。老作家们经历过“反y派”，“WG”和各种文学艺术界的批判活动，早已经是戏台上的麻雀，听过各种锣鼓镲了。他们一个个神情放松，言语自如，偶尔还会冒出几句带着调侃意味的话。我在与会者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又是当事人，我拿着个笔记本认真地边听边记，并时时点头，做谦虚受教状。
我心中窃喜，与会者的发言虽然角度不同，看法有异，但都没有附和《光明日报》的那篇评论文章。既无上纲上线的调子，也没有向作者拍砖的心思。
大家讲完之后，我有一个自我批评和检查性质的发言。我基本上是照着稿子念的，那稿子就是经党组审查之后，已经发寄给《长城》编辑部的“作者来信”。
“在人物关系处理上，突出刻画和描写这类犯罪现象的典型人物艾丽丽，而柳茵等正面人物的描写，相对来说是苍白无力的……”
——正不压邪，我检查的是小说的结构处理问题。
“在作品的描写手法上，大量的采用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使读者在审美感上留下不良的印象……”
——手法不当，我检查的是小说的表现方法问题。
“在党的思想战线工作座谈会后，文艺战线上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我在思想上对这一重要任务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在《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一文的创作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对政治不敏感，我检查的是政治上迟钝，而不是“把真正的批判锋芒指向党和国家的梁柱……”这种性质。
会议结束之后，我和大家一起来到走廊里。边走边聊，有两位老作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南丁先生，他曾经戴过“右派”帽子。南丁先生微笑着说，“这个XXX我认识，他也曾经被打成过右派分子嘛。”。南丁先生的笑是浅浅的，话却意味深长。XXX，指的就是在《光明日报》撰文，对我上纲上线的那位“老知识分子”。
另一位老作家是张有德先生，他很认真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小杨，我从来不写爱情。”
张有德先生是河南传统的乡土派作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妹妹入学》等儿童文学闻名。粉碎“四人帮”后，有《辣椒》获得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有德先生，有才有德，被河南省委任命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并被选送至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做为机关领导，他有资格向办公室调用小轿车，然而他每次下基层采访都悄悄地买票乘坐乡村大巴车。他给他治下的《莽原》杂志投稿，我提出修改意见，他毫无架子地一改再改，并且自我调侃，“上了一年中央党校，天天写笔记文件，不会写小说啦。”
张有德骨子里是一个善良忠厚的乡土派作家，而非手腕圆熟，纵横开阖的行政官员。他后来分管河南省文联的艺术职称评定工作，各色人等为自己的职称问题纷纷上门，经常吵闹甚至威吓。于是有传言，有德竟为此“精神出了点问题”。不久，他罹患绝症，黯然离世。
张有德的好友兼领导班子的搭挡南丁先生慨叹，有德的夫人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在街边摆摊儿卖有德生前收藏的旧杂志旧书籍，其景其情，让人不胜唏嘘。
定调为河南省文联“内部会议”的批评讨论会将《河南日报》的N先生拒之门外，让我心里生出隐隐的不安。果然，关于这个“内部会议”的消息报道，在第二天就见诸了该报报端。不是通常的文艺版，而是上了头版新闻。
不久，老作家徐慎告诉我，《河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短篇小说《雾》（？）“格调不健康”。
这篇小说发表在郑州市文联的刊物《百花园》上，女作家吴萍是黑丁先生的夫人。她创作态度一向严肃认真。为了深入生活，挖掘素材，她曾经跟随装载活猪的货运专列，往返郑州和广州之间。那种采访环境的艰苦和恶劣，并非每一位作家都乐于置身其中。
老作家徐慎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小杨，这是黑丁在代你受过呀。”
代我受过的还有他人。
一位编辑朋友，言之凿凿地对我说，他的大学同学，某领导部门的笔杆子，已经领命撰写了重磅批判文章，要在《河南日报》发表。不料，竟被河南省委宣传部宋玉玺部长扣住，未能见报。事后不久，ZY召开“思想工作座谈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宣部长王任重因为对作家白桦的小说《苦恋》批判不力，而做了自我批评。中宣部长一职，最终换马。在此背景下，据说河南省委宣传部宋部长也在省委常委会上被指“软弱无力”。闻之此事，我心歉然。
30多年后，前辈作家南丁撰写回忆录《经七路34号》，向我征询这段往事的细节。他特意向我提了一句，“当时在批白桦的《苦恋》。”
前辈作家的话提醒了我。如今，远距离远时空地回看，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年第三期《十月》发表了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剧本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太阳和人》。文化部对此影片意见分歧，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过问了此事。年初春，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周扬，陈荒煤，夏衍、张光年等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不“枪毙”此作，建议修改。
周扬讲了三条意见：第一，白桦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但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第二、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帮他把电影修改好；第三、批评应该实事求是。
然而另两位领导人LBY和LMH则持有不同意见。白桦当时是部队作家,LBY是军队文化部门的大管家，于是《解放军报》先是发表了三封“部队读者”的来信，对《苦恋》展开批判。随后，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紧随《解放军报》之后，《时代的报告》、《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相继发文，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时，十年浩劫结束不久，海内外舆论都在猜测：莫非ZG又要搞WG运动么？
《人民日报》未动。
于是，事情先是弄到了胡YB那儿；随后，又惊动了DXP。
最高层有最高的政治智慧。
《文艺报》奉命，组织发表了一篇给《苦恋》定调子的评论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作家白桦采用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写信的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这封信，《人民日报》又做了转载。
这件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国内外关于ZG“运动再起”的猜测和议论也随之平息。
写到这儿，我犹如醍醐灌顶。当年我的中篇小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闹出风波之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树德提出的三条意见，和随后河南省文联党组安排我向《长城》编辑部写检讨信的运作方式，都有了出处。
两年后，我有机会到北京，去了朝内大街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编辑部。因为该刊年第三期发表过我的短篇小说《回声》，所以我要去拜访一下编辑部的老师。小楼上有几间房，下面来的作者有时候会住在那儿改稿。我和编辑部的老师闲聊之后，他送我出来，在走廊里遇到一位先生。编辑老师忽然对我说，“来来来，我给你们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河南的杨东明，这位就是河北《长城》的CQ。”
CQ！关于《失去的，永远失去了》的批评报道后面署有这个名字。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我们互相笑着，互相握着对方的手。
“东明，抱歉抱歉，那件事不是对着你的……”他很诚恳，也不无歉意。
他似乎想解释什么，而什么解释都可以一笑了之喽。
“没什么，没什么。不必，不必。”
我看过他写的小说，文笔真的不错。彼此彼此，大家本是同根同类。或许正因为如此，相煎起来，就格外让人痛楚了。
（作者杨东明，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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