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啸西风
现在的冬天和记忆中的冬天大不相同了。即使费劲巴力地下场雪，也是雪花少粉末多，像撒胡椒面。我小时候的石炭井的冬天那才叫一个“嘎嘎冷”，下雪也是平常事。
家家院里的小屋就是“冰箱”，生冷熟食有多少放多少。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沙滩就是冰场，人们在这打“滑哧溜”、玩爬犁、划“单腿儿驴”，可劲地造。水管子被冻住、被冻裂也不是稀奇事。那时候是一个水房管着百十户人家的供水，各家用水筲（水桶）排队接水。
最一言难尽的是冬天露天的厕所，冻就不说了，“冰雕玉砌”琳琅满目，地形地貌相当复杂，春天开化了更要命。至于我身边的小伙伴，吸溜着一寸多长的大鼻涕、手上裂着一冬天都不愈合的黑色的大血口子的那就多了去了。但我从不干那事。
那时候石炭井各矿有各矿的小学，我上的是一矿小学。一矿小学有两个校址，一个在冷库往南的山里，大概我三年级在那上学，初三也是（那时候小学戴帽初中）；一个在工人新村粮站的北边，其余的时间在这上。新村的学校是个四合院，全都是瓦房，盘在南北、东西两条泄洪沟交叉的角上，看山洪暴发颇占地利。
我读小学是在“文革”后期，那时候是以学习为主，学习以外的事也有一些但不多。学习好的是香饽饽，学习差的是“老大难”，这一点和现在并无不同，只是没有课外培训。教学都是老师的事，和家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每周半天劳动，偶尔也敲锣打鼓手持花束去广场、俱乐部当“会托”。
我记得有一次矿上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我校师生披挂整齐全副仪仗前往助兴，比我高一年级的于文铁和一个女生手里举着“数花”专用板边打边唱“沙枣子开花嗯哎嗨呦，香天下……”，还有祝词：“锣鼓咚咚鞭炮鸣，我矿今日喜气盈……”，相当不错的顺口溜。一人一句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我当时寻思着于同学这么好的声音用来朗诵这词儿，有点白瞎了。
我的小学班主任是董淑梅老师。我第一次见到董老师是在一年级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吧？大概差不多。从那时起董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这一带就是7年，从一年级一班一直带到到初二一班。但董老师只带了我5年多，因为这中间我少上了一年。
董老师那时候三十出头，中等偏高的个头，略瘦，端庄好看、眉宇英睿、精神饱满、干净利落。那个年代的衣着基本是蓝、灰两色，董老师总穿一身灰衣服，简洁朴素，站得直、坐得正、走路轻捷。我现在想，身正为范应该就是这样子吧？在要求学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事上，董老师就是一把尺子。
一年级的时候主要学拼音、生字和课文，从“啊喔哦”学起，从一笔一画学起。那时托儿所（不叫幼儿园）甚少，新村有一个，离我家很近，在小合社（商店）北边的院墙外，小合社的南院墙根还有一堆越堆越大只进不出的搁扔堆（垃圾堆）。
托儿所在一栋高大的瓦房里面，三角形的穹顶下对开两排房，中间的过道黑咕隆咚像个山洞，托儿所和压面房朝里开门，托儿所里挂满了摇车，门朝外开的一个房间是只有两个人的派出所。上托儿所的小孩没有几个，而且托儿所好像也不教写字算术，所以启蒙教育都放在了小学一年级。
启蒙课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吃劲的，但董老师不但要给我们教会，还要教好，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董老师从教我们开始就在培养我们的好习惯，要求我们字要写好，从横撇竖弯钩的写法到字的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到偏旁部首到笔画笔顺，样样讲的细致，笔笔教的标准，让我们一开始学的就是正路数，而不是“二把刀”。
董老师要求我们写字要笔锋有力，不能软塌塌的。而她自己的字就写得非常好，正楷为主带点仿宋，流利、刚劲又有美感。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对我们来说就是美的熏陶。
那时候的课文有那时候的特点，有思想、无婉约。低年级的课文是小故事大道理，像《刻苦学习的马伯伯》，告诉我们马伯伯都能做到的事如果我们做不到那该是多么的不着调；《胃的话》让我们知道胃是很娇嫩的，饥一顿饱一顿和重口味都不是什么好习惯；还有一篇题目忘了，写的是一些被小朋友弄伤了的桌椅板凳的对话，告诉我们要爱护公物；《小蚂蚁和大风伯伯》讲的是一个小蚂蚁挺举成功后迷失自我到处吹牛，被大风伯伯一口气吹到爪哇国的故事，告诉我们膨胀的人其实啥也不是，谦虚使人进步；《盲人摸象》、《小马过河》也都各有各的启示。
“谦虚”这两个字也是董老师再三讲给我们的，董老师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坐井观天。所以这么多年以来，至少在自我感知这方面我们不会愚蠢到真把自己当根葱。比如我在公司围棋赛上拿了第一的时候，心里也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水平还差得远。
现在尚能记起这些遥远的课文，可以想象董老师的课对我们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习不错。聪明、听话、胆儿小、脸皮薄，很让大人小孩喜欢。董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们班一年级第一批加入“红小兵”（那时不叫少先队）的有三个，我和李秋兰、孙玉芬。
孙玉芬大眼睛、浓眉毛，清澈、淳朴，笑的时候也是静悄悄的。但没多久她就不在我们班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学校和外面见过她，后来好像见不到了，不知道去哪了。我虽然从没说起，但心里还是挺不舍的。其实小孩的内心世界并不简单，而且还能存住事。
这就说到我少上一年学的事了。大概是一年级上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董老师选我做班长。学习和懂事是我的长处，但胆儿小、脸皮薄却是很要命的事。第一次带队出操，我站在队列之外，哨子是勉强吹响了，但“一、二、一”的口令却是怎么也喊不出来，一分一秒都在想着赶紧逃到没人的地方猫起来。
中午放学后就再也不敢去学校了，也从没说过为什么。这一不去就是一年，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说到胆儿小脸皮薄，有一次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撩闲”和我打架，我们各自手里攥着一块石头但都不出手，旁边看热闹的小孩给我打气，事已至此再不出手丢不起那个人，我只好准星抬高照着他头上一拳多高的地方把石头飞了过去。这货跑出好远，我的心还在嗓子眼上跳。
不读书的日子四处乱转，有时停在我们班教室的后窗下。“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教室里传来的这两句读书声我一直记到现在。
过了一年，一年级一班已经变成了二年级一班了。妈妈去找学校想让我重新上学。当时的校长王树理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我依稀记得他的样子。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穿一身深蓝色衣服，说话慢声细语。王校长和董老师都让我继续跟董老师的班，怕我再从一年级上起进了新班融不进去。
这样我又回到了原班，虽然落下不少课，但我很快就追上了。然而还是有些断档的地方，所以直到现在卷舌、平舌是怎么回事我仍是稀里糊涂。
一年级的作业不外是拼音生字组词造句标点这些，但董老师批得很认真，改得很仔细，一支蘸着红钢笔水的蘸水笔润泽着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董老师批作业经常是带到家里，放学以后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时常看见老师抱着一厚摞的作业本走在回家的路上。现在想来，这幅画面是如此的遥远、清晰而美好。
小学的生活弥漫着钻笔刀、香橡皮的味道。“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预备铃响起，我们用唱歌迎接即将到来的一课；下课铃响过，我们用板擦拭去刚刚过去的时光。
三年级往后，课程像雨后春笋一样不停地冒着新芽而且迅速地生长。最主要的是作文多了、语法多了，诗词多了，鲁迅的文章多了。关于作文，我现在认为就是童子功，小学时如果作文没学好，长大了要学也难。
董老师在教我们作文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作文以记叙文居多，董老师从记叙文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要素入手，讲文章怎样构思怎样开头怎样展开怎样结尾，鼓励我们写出生动而清新的文章。
在董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从记录一个过程、讲述一件事情、表扬一名同学开始，逐渐思路开阔到感受一方意境，想象一幅场景，萌动一种心情。石炭井是一个没有风景的地方，但我们心可以飞到山外。尽管小学五年我们很多小伙伴的脚步所能丈量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马莲滩，那个地方有沙枣。
作文作业每周布置一次，董老师批改后在下一周的作文课上选几篇好作文读给大家，有时也挑一两篇写得离谱的读一读。
那时候偶尔也写批判稿，有一次董老师把某同学的批判稿给我们读了两句：“任何人妄想搞复辟，我们土家族人民坚决不答应！”，全班大笑，显是一字不改照抄报纸无疑了。董老师问该生：“你什么时候变成土家族人民了？”全班又大笑。
那时候写作文用的是周记作文本，封皮印着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行字。最早的算术作业本封皮印的是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铁姑娘，瓜子脸、五号头（当时的标配发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
董老师讲语法是下了极大功夫的。比如句子成分，先是主谓宾，后来又多了补定状，一遍一遍的讲，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分解，然后改病句，用千锤百炼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其实在所有的基础知识上董老师都是这样，丁是丁卯是卯，让你烂熟于心，绝不留似是而非的东西。
董老师喜欢提问，通常找举手的回答，有时也点不举手的回答，这让不举手的同学心里打鼓总犯嘀咕。董老师也鼓励学生提问题，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就从学会到学懂到学通到学精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
董老师讲修辞手法也是如此，比喻、排比、对仗、拟人、夸张从概念到应用，以对比看效果，让我们领悟一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比如一句话怎样表达更生动，一个人怎样刻画更立体。至于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代词感叹词也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说起句子成分，我忽然想起那时候的墙上总是写满大字，“抓革命，促生产”是频率很高的一句词，后来又多了两个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这句话的主语在哪呢？“狠”和“猛”是状语吗？如果是，是程度状语吗？
董老师讲得最多的当然是课文。每一次新书发下来我们都是先浏览一下有哪些课文，每一次上新课也都有一些好奇和期盼。每一篇课文也都会有新的知识点，文体随着年级的递增而丰富。从记叙文开始，到诗词、散文、说明文、议论文，写实的更写实，抒情的更抒情，说理的更说理。
从开门见山到平铺直叙到夹叙夹议，从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到词牌格律，从分段到分阙，从早发白帝城到看云识天气，从形散神不散到现象看本质，从论点论据论证到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这么多错综纷繁的知识被董老师理得板板正正，头头是道地讲给我们。这些东西说着头大听着蒙圈，董老师一课一课的讲下来、一环一环的穿起来、分门别类抽丝剥茧该有多么的不容易。
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董老师的诵读把我们带到了百草园的泥墙根、故乡洒满月光的西瓜地，还有"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这样的画面。董老师讲这类课文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就沉浸其中了。
董老师其实也很会讲故事，但我只听过一次。那是在一次劳动的间隙，在旋涡（地名）靠近马路的荒地上，我们放下手中的铁锹围拢成一个圆圈，董老师站在中间给我们讲一个破案的故事，正当我们听得心都悬起来的时候，劳动又开始了。我们悬着的心也就在这个未完的故事里，一直悬着。
大概四、五年级往后，课本里有了文言文。董老师文言文讲得是真的好，竟让我们对古文产生了兴趣。从《郑人买履》、《自相矛盾》、《狼》到《李愬雪夜入蔡州》，通假字生僻字多意字渐多，我们对文字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感知。有些文言文的全文或片段是要求背诵的，这看起来有点难度，但是如果认真听了老师的课真正理解了，再背其实也不难，捊着故事就顺下来了。
我们的一班
直到现在我还可以文不加点的背下来“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我还清楚的记得董老师讲文中的“止”通“只”，是副词，“耳”是语气助词。
初三以后我对语文课的兴趣渐淡，到了高中时语文课也不怎么听了。高中时有一次在文言文课上，老师见我没听讲便突然提问我，让我翻译两句古文，我想了想就答出来了。师愕然。可见董老师给我们打得底子之厚，让人受益之深。
小学三年级的事要单独说一下。撇开惊悚的事不讲，那段在冷库南边山里上学的日子玩得比较嗨。从家里到学校有三条路，两边各是一条土路，中间可以爬山。我喜欢爬山，也喜欢钻山里呲牙裂嘴的防空洞，喜欢漫山遍野地乱转，喜欢在山砬子上吹风眺望。
夏天的山坡有稀疏的茅草、扎堆的猪草，偶有几簇小花，小指甲大小的花瓣散发着浓烈的山花气味。如果走的远一点，可能会在山顶平缓有土的地方冒出一枝苁蓉，三三两两的蚂蚁爬在上面啃食，那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放学回家翻过的最后一座山是架子山，长长的下坡有一些巴掌高的小灌木，长着三角形的比小指甲还小的叶子，小伙伴们路过时就顺手摘几片吃，我也吃过，甜的。
下了山就是战备洞，料石和水泥发碹的硐室高大平整，相当气派。战备洞的对面有几间马棚，有几匹马和两三挂马车。我和小伙伴们都扒过马车，坐在草席子车帮后面的车梁上，“嘎吱嘎吱”地晃上几里路。
邻着食品加工厂北边的土路我也常走，天热的时候巴掌宽的臭水沟边冒着几根海枣（蜜枣）苗，挺稀奇的。应该是谁把海枣核丢在这里，而这里的污水恰巧适合枣核发芽。路边发烫的一长溜山坡是蚂蚱最多的地方，扑扑喇喇地飞，翅膀五颜六色的，但这旮旯没有蝈蝈和“油子”。
学校三面环山，北面是沙沟。学校那时也是四合院，一面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东北边三四十米远有一片高年级开的菜地，种的葵花和甜杆（苞米）。西北角有一个山窝子，表面是风化了的碎石片还掺着一些风化煤的碎屑，我们下了课就去那玩，女同学在教室门口跳猴皮筋。
深秋的时候进山“打山柴”，这是我们的“荒野寻踪”、”深山探宝”之行。砍下一堆粗实的草根打捆背下山，如果再能薅到几撮“头发菜”、看到稀奇一点的草木对我们这些秃山沟里的小孩来说就是天高地厚的奇妙了。
“打山柴”这事用后来的词定位应该叫“拓展训练”吧？好比我们上学那年头十八、九的人就是大小伙子、大姑娘，而现在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好几的人还叫“男孩纸、女孩纸”。
冬天我们穿着大棉袄二棉裤戴着棉帽子棉手套去上学，一路上嘴里冒着白白的哈气。教室里有两个大铁炉子，炉膛烧得通红，炉灰里烤土豆，烟囱上用馒头刷“煎饼”。有的同学中午不回家带了饭盒，在炉子上一热“吱吱”的冒着香气，其实也就是白菜土豆而已。粉条都凭票，哪来的肉呢？
学校北边的一段沙沟冻着很厚的冰，冰层中间有一个二十多米长的冰窟窿，很窄，八、九、十来岁的小孩勉强可以钻进去，在里面要像虫子一样拱着才能出来。我们只要路过，指定要钻上几个来回。
冬天的石炭井多雪也多西北风。大风起处，其音呼啸嘶鸣，其状昏天黑地，其烈飞沙走石，其幻不辩东西。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陈德华曾写过《西北风赞歌》感赋之，慨当以慷歌以咏志。
有一次我在放学的时候正赶上大风雪，满山的银装，滔天的白浪，我被狂舞着横扫着旋转着的雪裹挟着，被怒吼着汹涌着摇荡着的风推搡着，脸被打的生疼，视线一片模糊，在崎岖的山路上凭着感觉一路撞向家的方向。到家后抖落雪花，倒也神清气爽。
现在的石炭井还有这样的雪吗？那条我走过无数次的山路也早已荒芜的无从寻觅了吧？而我一直做着风雪归人的梦。
董淑梅老师近照
祝董老师健康长寿！
年2月5日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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