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杂戏，又名“铙鼓杂戏”，主要流传于晋南河东一带，与合阳的跳戏一脉相承。其起源有多种说法，据唐代贞元二年的临猗县龙岩寺石碑记载，有龙岩寺即有杂戏，按照旧俗，每逢正月，临猗县的龙岩寺都要演出锣鼓杂戏以敬神祀佛，故锣鼓杂戏又有“龙岩杂戏”之称。相传过去每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庙会时，临猗县村镇锣鼓杂戏班都要在县城登台演出。而临猗县的新庄、上里、高家垛三个村的锣鼓杂戏班还相互轮流到龙岩寺演出，已经成为习俗，所以，人们也叫锣鼓杂戏为“龙岩杂戏”。锣鼓杂戏的流布区域为古河东地区。古河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繁荣的经济环境、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历史悠久的乐舞文化传统和以戏剧艺术酬神娱人的民间风俗，为河东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得古河东地区成为中国戏剧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中国北方戏剧文化的摇篮。
关于锣鼓杂戏的起源的说法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较为可信的一种是说唐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于河东，驻军柏壁（今属新绛），作《破阵曲》，命军士百余人披甲执戟而舞，借以庆功，此为锣鼓杂戏的雏形；后马燧于唐贞元中（——）平定李怀光叛乱于猗氏，作《定难曲》，在军士中传唱，锣鼓杂戏于是形成。又有据锣鼓杂戏演出前先作“跑神马”、“摆道”祀神等仪式，说它源于古代驱傩风俗，约于金、元时代形成。
锣鼓杂戏的唱腔为吟诵体，有少量曲牌，如越调、官调、油葫芦等。演唱不配丝弦，念多唱少，比较简单，有不被丝弦、锣鼓断句的特征。它的唱腔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耍句调，一般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又分紧急调和常用调，是杂戏的主要腔调；一种为拧字调，一般为多字句，有时中间穿插耍句调和数板；一种为宫字调，唱时不加鼓点，谓之干唱，一般为七字句、十字句和多字句，根据悲伤和欢乐的不同情感，又有两种不同的唱法。锣鼓杂戏的道白很少，与蒲白相近，在每句话的尾后加锣声。乐队由鼓、锣、唢呐组成，以大鼓主奏，同时承担乐队指挥之责，基本鼓点有擂鼓、战鼓、走鼓、刹鼓、列儿鼓、跌场鼓、行营鼓等八种。敲战鼓者为鼓师，指挥整个乐队。
锣鼓杂戏的演出有一套固定的仪式。演出前要挑选数名精干小伙，在寺前做跑马表演；戏班全体角色列队走街串巷，人称摆道；随后，分别到各自的宗族宗庙祭祖，再登台演出。演出时，由一名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打报者引着各种角色上台到左角入座。角色登场用念的方式自报家门，举手动步及唱、吟、念、白均配锣鼓。打报者还负责拉前场、传令、禀报，给观众解说剧情以及充当树木、石头道具，类似宋代杂剧中的竹竿子。现代的各种文艺节目主持人的雏形就锣鼓杂戏是我们民族文化积淀演进的结果，是民族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说唱方式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音乐唱腔和乐器伴奏都蕴涵着金元杂戏的早期艺术形态，演员的唱、念、做、打都与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并且单以锣鼓伴奏，不用丝弦乐器，剧本题材以历史故事为主，人物均为男性，演出服装自制，唱腔近似吟诵等，这些原始的戏剧特色都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和史料保护价值，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民间表演艺术也不断以崭新的姿态走向社会进入市场，锣鼓杂戏也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华夏古老的文明历史。年，中国戏剧研究院、山西戏剧研究院曾先后两次录像存档，上世纪90年代曾重排《三请诸葛》等戏，年又成功的进京演出，都为其传承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要开发利用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原生态表演风格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整理、创新，赋于她新的生命和内涵，让她放出更加绚丽迷人的光彩是打报者。
古老的锣鼓杂戏的演员是世袭制，大多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腔一调一招一式，都是父辈怎么教，子辈就怎么学，只许悉心模仿，不得任意创造。这种传承方式使该剧种走进了死胡同。锣鼓杂戏的老艺人现今已寥寥无几，在多元的娱乐形式下，因原始而自然的民间农民乐系子承父业而后继无人、新一代人又不喜欢听唱大戏等因素，锣鼓杂戏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锣鼓杂戏是我们民族文化积淀演进的结果，是民族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说唱方式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音乐唱腔和乐器伴奏都蕴涵着金元杂戏的早期艺术形态，演员的唱、念、做、打都与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并且单以锣鼓伴奏，不用丝弦乐器，剧本题材以历史故事为主，人物均为男性，演出服装自制，唱腔近似吟诵等，这些原始的戏剧特色都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和史料保护价值，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民间表演艺术也不断以崭新的姿态走向社会进入市场，锣鼓杂戏也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华夏古老的文明历史。。我们要开发利用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原生态表演风格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整理、创新，赋于她新的生命和内涵，让她放出更加绚丽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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