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情》（王善珍)
王善珍
江苏连云港老知青
1
送别的鼓声和哭声
下乡插队走的那一天，我们在解放路上的体育馆门前集合，当时的体育馆整个建筑是用竹子做的，很气派。
体育馆门口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几十辆大卡车停在那儿，这些车都是从各个单位调来的。红色的横幅上写着金色的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革命儿女，志在四方。”
“不做温室里的鲜花，要做高山上的松柏。”
喇叭里高唱革命歌曲，分贝很高，震耳欲聋，彼此说话都听不清楚，有的人两手作喇叭状，大声呼喊对方。
在我们下放农村之前，新浦知青已走好几批了，他们是到大丰、东台、南通农场的。宣传时说是到兵团的，诱惑力最大的是能穿上军装，试想，哪个孩子没有长大以后当兵的梦，并且还有工资拿。当时到兵团是有条件的，出身一定要好，要是党员、团员那更没的说。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问题的人家的孩子，再就是没有后门可走的人家，只好到农村插队。人还没走，就分成了三、六、九等，心中憋屈。
我和好朋友小玉跑到通往去南方的大路上，看到路边有一群人，拿着用彩纸糊成的小旗，敲着锣鼓，绑在树上的横幅上写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辆辆插着红旗的大卡车缓缓驶来，汽车上用帆布搭成棚子，里面究竟装了多少人不清楚，只看见车后面有几个人抓住栏杆，多么年轻的脸，多么清澈无暇的眼睛，此时，他们眼睛里充满了迷惘，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估计平时长着小眼睛的人，这时也把眼睛睁大了，望着家乡的路，一点一点地远去。当车刚驶过欢送人群，汽车就疾驶而去，驶向不知未来命运的陌生地方。
我们心中好难过，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前途在哪里？同时也很羡慕他们，以后他们可以穿军装啦，可以拿工资啦，可以享受休假啦。
广场上的汽车就要启程了，每一辆上都站满了人，大包小包占据车厢的一角。我只带了一床被子，我六哥送了我一只木头箱子，我把平时要用到的东西都装在了里边，又提了一个网兜，里面装了两个搪瓷盆，还有一瓶昨天妈妈给我炒的肉酱。
送行的鞭炮响了，车轮缓慢滚动，刹那间，广场上送行的人群中，爆发了巨大的声响，有人大声哭喊、有人大声喊叫，有人双脚蹦跳，有的家长死死拉住孩子的手，随着车子在跑动。其中有一个叫顾华的知青，她的妈妈实在放心不下她，一使劲一翩腿爬上了车，跟着女儿走。顾妈妈是所有到金山公社的知青中的唯一的家长。
我家只有五哥和六哥来送我，我那多病的妈妈不能来送我，此时她正躺在病床上。事后听我哥说，我走后，妈妈整整哭了半天。
我们到赣榆县金山公社插队的知青有一百五十多人。当时是这样分配的，以铁路为界，路北的到东海县插队，路南的到赣榆县插队，到赣榆县的又分好几个公社。
六月的风，已经比较热了，麦浪滚滚，田里已经有人在收割了，路两旁高大的杨树郁郁葱葱，路边的水渠里的水在哗哗地流着，汽车在沙质的公路上疾驶而过，大家都默默无言，互相都不认识，有的人还没有从刚才与亲人离别的情绪中走出来，甚至还有女孩在流泪。大家都没有心思欣赏周围的美景，都在想，这汽车究竟把我们拉到何方？
2
安家的插曲
最先到达目的地的是罗阳公社，几辆汽车拐向往罗阳方向的土路上去了。大家挥手告别。时辰不大，城南公社又到了，在一片告别声中，我们的汽车穿过县城——青口镇，一直向北、向北。
驶出县城大约二十多公里，我们的车往东拐下去了，还有几辆车继续往北，他们是到黑林公社的。乡间的路就大不如公路了，有点颠簸，又行驶了一会儿，车开进了一个大院子里。顿时锣鼓喧天，彩旗列列，只听有人喊：“到了！到了！”大家七手八脚把行李拿下来，懵懵懂懂站在那儿。只见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带领一帮人迎上前来，鼓着掌，大声说道：“欢迎！欢迎！”好像我们来的时候有一个带队的，他把我们移交给了公社党委。
公社领导讲了话，无外乎是你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你们来的，我们欢迎，你们要好好锻炼，脱胎换骨，农村是大有可为的。讲完话，他叫各大队把人带回去，候在一旁的各大队派来的人，急不可待地冲上来，要把人带走。有人拿着花名册，哪些人到哪大队去，剩下的人越来越少，包括我在内的九女三男，要分到靠近山东的一个村庄去，顾妈妈马上打听，这个地方交通方不方便？来人告诉她，交通极不方便，爬坡上堰，要走十几里才能坐上车。顾妈妈吓坏了，坚决不许女儿到那儿去。有大人撑腰，我们十一个人也坚决不去。
本来高高兴兴来接我们的，到他们大队去的，靠近山东的那个大队的社员们，见接不到人了，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最后就剩我们十二个人在那儿僵持着，打乱了人家的接收计划，公社几个领导一商量，决定按照家长的要求，哪里交通方便就把我们安排到哪里。下庄大队最方便，车辆穿村而过，却很贫穷。顾妈妈没想那么多，当时显得很高兴，只要能坐车来看女儿就行，她放心地坐着送我们的汽车回去了。
后来才知道，当初公社党委接到上级红头文件以后，他们就把全公社收入最好的大队挑选出来，安置这些学生，我们原本要去的地方不错，一个工分是三分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最高分是十分，能挣三毛钱。现在这个地方一个工分是两分钱，一年下来就要少挣不少钱。有失必有得，钱是少挣了，回家却方便了，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有时正在地里干活，突然看到家乡的货车从村里通过，一下子想家了，锄头一扔，坐顺便车就回来了。
记的有一次，我回家过了两天，回来时坐一拉煤的车，同行的还有两个，她们跟司机很熟，自然而然坐在驾驶室里，我只好坐在煤车顶上。一进村，看到我的人都对着我笑，我看这些人这么热情，也报以微笑，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我被笑得不好意思了，赶快闪进大队部，对着墙上的镜子一照，大笑起来，原来我变成了“熊猫”眼。
公社领导赶快打电话给下庄大队部，叫各生产队派人把这些知识青年领回去。公社驻地离下庄大队只有三里地，时间不长，陆陆续续来了骑自行车的，推着独轮车的，赶着牛车的，扛着扁担的，来了一大帮人。
我和顾华、时玲分在第三生产队，三位男同胞分在第五生产队，其余六位女同胞分在第二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第二生产队里有一个叫谭芳的人，由于家庭贫困，姊妹众多，没上一天学，文盲。运动一来，她当时只有十七岁，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管她识字不识字，就被当作“知青”送下乡来了。
顾华是我的邻居，很熟，时玲是第一次见面，以前不认识，她俩性格完全不一样，顾华好说好笑，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好奇地问这问那，时玲很腼腆，不爱说话，动不动就脸红。
名单一确定，社员们就忙活起来了，把我们的行李装在独轮车上，人员安排好，陆续回村，有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叫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带我回村，我仔细地看了看他，觉得他那么瘦小，行吗？我不忍心坐在后面，我做个手势请他上车，反客为主地把他带回了村。
突然改变接收点，下庄大队的干部们没有思想准备，措手不及，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其他的队腾库房的腾库房，腾磨坊的腾磨坊，实在没地方的，社员家有空闲的屋子拿出来救急。三个队基本上把我们九个男女同胞安顿好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队长来了，看见我们三个小丫头，叹了一口气，挠头皮了，犯愁了。我打量了一下队长，瘦瘦的，年龄在四十岁开外，眯缝眼，嘴有点瘪，一脸的忠厚老实，还看出来他是个慢性子。
队长为何犯愁，因为队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子，社员家也腾不出一间房出来，我们三人呆呆地站在大队部，等待他们想办法来安置我们。门外聚集了不少人，像看西洋景一样地看着我们。
队长和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饲养员大小干部一商量，觉得有一处屋子可用，于是带着我们往那住处走去，热心的社员们拎着我们的行李跟在后面。走到一处破旧的院墙外，队长打开用几根树枝做成的门，来到院内。
院子不大，长满了野草，东墙角有一个只剩半截的破缸，缸底有点水，已变成黑色，西墙角有一个石墩，长满了绿苔，靠着东墙搭了一个锅屋，屋顶塌了一半，剩余的几根木头勉强支撑着屋顶。用泥做成的灶台，堆积着厚厚的一层灰，一个角已经掉了。
给我们住的是两小间草屋，很矮，全是泥垒成的，好像院子里的地比屋内还高一点，里间屋墙上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只有窗棂，没有玻璃。队长推开屋门，一股怪味扑鼻而来，里面很黑，只有那个小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我伸头朝里定睛一望，大叫一声往外就跑，吓得顾华和时玲也尖叫起来。原来屋里放了三口棺材，摞在一起，乌黑发亮，吓死人了。队长见我们吓成这样，忙安慰我们说：“不要怕，这里面是空的。”难道说这里面还装着人？不敢往下想了，只听见队长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寿材，只有等到人死了才装进去。这是几位老人几年前就打好了的，看这个屋子闲着，放在这儿的。”他命令叫人把寿材抬回各家。
中午，我们到大队部吃饭，每人一大碗干饭，三个素菜，喝了一大杯茶叶水，撑死了。
队长指挥一帮人打扫院子，尘土飞扬。又叫人把房门加固，把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叫人用几根棍绑成一个框子，再绑上荆条，上面铺上玉米秸秆，放在土坯上，这就是我们的床。
我抓起我的行李，一下子冲到里间，把行李放在刚弄好的床上，屋内只能放两张床，必须有一个人要住到外屋，她俩谁也不愿意，最后只好我和顾华睡一张床，时玲睡另一张床。我们带来的零碎东西没处放，队长又叫人送一张快要散了架的破桌子来。
3
可爱可敬的乡亲们
一切安排妥当，社员们涌进了屋，外面还站了不少人。他们望着我们傻傻地笑着，我们也报以傻傻的微笑。我邀请几个女孩子坐在床上，她们害羞不肯坐，我把她们硬拉坐下。有大胆的问我们是哪里人，告诉他我们是新浦人。
“噢，是耄子。”
“噢，你们是侉子。”
大家哈哈大笑，刚才的陌生感消失了。他们说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叫我们说慢点，我们说你们说话我们能听得懂，你们说话带点山东腔，他们说，这儿离山东不远，从这儿到公社驻地，再往北走，过了一条河，就到了山东地界。
我们和他们聊着天，他们似懂非懂地听着。在人群中，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白皙的皮肤，瓜子脸，通直的鼻子，小嘴，乌黑油亮的头发。她在静静地听我们说话。就是这个美丽的姑娘，跟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发生了一段凄美的爱情，那是后话。
我还发现，在这些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一直憨憨地笑着，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很害羞地告诉我，他叫明，待了一会儿，他就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孩又来了，瞪着大眼望着我们，我问他：“明，你家住在附近吗？”明不睬我，我奇怪，这么快就忘了我了。旁边的人大笑起来，说他不叫明，他明明就是明吗，大伙儿笑得更欢了，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时有人说：“他叫亮，他和明是双胞胎。”
以后，我还真分不清哪是明哪是亮，我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喊：“明亮。”两人一起答应，若是一个人，我就会喊：“明！亮！”他也会答应，反正他不是明就是亮。
天色已晚，队长又叫人送来了煎饼和开水，我把肉酱分给她俩，卷在煎饼里，很好吃，就是咬不动，一张煎饼没吃完，累得腮帮子疼。
天渐渐黑了，村里没有电，我们坐在黑黑的里屋，不敢往外屋望，总觉得那儿有棺材。我比她俩大一岁，从小我胆子就比较大，这会儿，她俩紧紧的依偎着我。这时外面走进来俩个人，手里端着个煤油灯，进门一看，是两个小姑娘，有十六、七岁，个子高一点的说是队长叫她们来陪伴我们的，我们感动得差点哭了。
她们把夹在胳膊下的蓑衣铺在外屋，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话，躺下就睡着了。我们望着如豆的煤油灯，可睡不着了。躺在硌人的床上，我想起了家中舒适的大床，明亮的灯光，又想到有病的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妹妹是不是很想我？怎么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以后怎么办？泪眼婆娑，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快天亮了，只听见时玲大声喊道：“死人头！死人头！”手在空中乱舞，并指着一个地方，怔怔地望着。我们全部被她的叫声惊醒了，外屋的两个小姑娘，吓得抓起蓑衣夺门而逃。我和顾华也吓得不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战战兢兢抬头看，只见房梁上吊着几棵大白菜，是白天打扫卫生时，忘记取下来了。我抚摸着时玲的后背，对她说：“不怕，不怕，那是大白菜、大白菜。”声若游丝，睡意全无，捱到天亮。
这就是我们来到农村过得第一个夜晚。
4
许大娘和“大小姐”
天亮了，我们的恐惧感消失了，觉得天是那么的蓝，空气是那么的新鲜。
队长来了，告诉我们这几天不要干活，先熟悉一下村里的环境，再把生活方面的事弄好。因为下庄村不是我们的接收点，很多事情要从头做起，首先要把我们的关系转过来，再要按照上级的指示把我们安顿好。队长到公社开会去了，将近中午回来了，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从队里领稻子加工成大米吃，也可以从场上的草垛上扯草烧，至于安家费是多少，队长没透露，只是觉得以后队里陆陆续续给我们添置了一些东西，如小桌子、小板凳、小水缸、锅碗瓢盆等。
这两天，队长安排我们临时到许大娘家吃饭，我把带来的那瓶肉酱贡献了出来。许大娘是个接生员，远近闻名，她接受过简单的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医术高超。经她接生的孩子成百上千，难产的，胎位不正的，她都能化险为夷。据说也接生过一次“怪胎”，是个女孩子，长了三条腿，一生下来就死了，吓得她家里人赶快把死胎扔了。
许大娘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慈眉善目，对于我们的到来，她高兴极了，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吃的蔬菜都是刚从菜园里拔来的，鸡蛋都是自家鸡下的，煎饼是她那十九岁的外孙女摊的，极薄，火候到位，口感很好。
农村衡量一个妇女能不能干，除了会干农活外，还要看她做饭如何，尤其看她煎饼摊的怎样，最顶级高手，一人能同时看三个鏊子，一家十几口人也供应上吃。许大娘的外孙女叫爱，从小就跟着她。爱小时候乖巧懂事，长大了心灵手巧，尤其会摊煎饼，她摊出来的煎饼，薄得像张纸，拿起来对着光看，都能看到对方，咬一大口，入嘴只有一小口，随即就化，喷香极了。
有的人就不行了，笨，煎饼摊得不均匀，火候又掌握得不好，咬一小口，到嘴里变成了一大口，粗糙沾牙，难以下咽。
我们到场上去看了看，场很大，也很平整，场的一角有好几个草垛子，我想，今后我们就到这儿取草烧饭。又来到一个小高坡上，这儿是一口水井，我们三队的人吃水都到这儿打。
水井是方形的，很深。井的四周用石头砌了一圈，便于放水桶，井边有几个社员正在打水，我见他们把长绳子系在桶把子上，往井里一送，飞快地拉动绳子，一桶水就上来了。我跃跃欲试，找了一个最小的桶，学着他们的样，就是打不上来一点水。顾华和时玲也上来试，结果一样。社员们善意地笑着，有位年纪稍长的人，手把手地教我们：把桶续下去，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手左右猛一抖，桶口朝下，一头扎进水里，这样子才能打到水。照着他的样，果真打到了水，只是份量不多。
两天过后，我们自己开伙了，有了知青的特权，精米白面吃着，柴禾管够烧着，一缺什么吃的，马上到村上唯一的小卖部去买，出入最多的是我们，也包括其他三个点的男女同胞，我们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胡吃海喝，这样的日子也就维持了半年，上级就不管我们了，特权就消失了，地里收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还要凭工分分粮。
刚下乡的几天里，我们的头脑整天昏昏沉沉，分不清东南西北，每个人想家想得厉害，时玲时不时地在流泪，我心中也很难过，我比她俩大一岁，我十九岁，她俩都是十八岁，我拿出做大姐姐的样，对时玲说：“我们来了都来了，也回不去了，慢慢适应这儿的环境吧，慢慢过日子吧。”其实，我哪里会过日子呀，怎么过日子呀，一窍不通。在家都是妈妈操持，不懂得过日子的艰难。现在一下子走上社会，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时间不长，我们接到了来自大丰、东台、南通的同学们、朋友们，他（她）们的信件。后来得知，南方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飘到赣榆县各个公社的知青点，忙坏了投递员。邮局的同志还真没见过这个架势。
我的闺蜜笑玲，三天一封、五天一封给我来信，信中堆满了革命词藻，大谈革命理想，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激情，信的末尾总会写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署名：你的革命战友——笑玲。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信间隔的时间长了，信中少了些激情，务实的东西多了一些。再后来，就大倒苦水，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兵团，就是一般的农场，只不过把农场按照军队来编制，编成班、排、连什么的，也没有穿军装，还是各人穿自己的衣服，工资是拿了，也是少得可怜。他们被管得紧，活又累，有事要请假，还不一定会被批准，言下之意，还不如我们插队的好。
笑玲是独生女，极受宠爱。家境优裕，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睡有舒适的单人房间，活动筋骨有宽敞的客厅、偌大的院子。院子靠墙砌了一个花坛，里面种满了花花草草，小径用鹅卵石铺成，院子中间种了一棵葡萄树，每年硕果累累，葡萄架下安放一张大理石的圆桌，四只藤椅。没事的时候，拿本小说，吃着葡萄，遐意至极。
下放到农场以后，这个“大小姐”哪能受得了，妈妈心疼地光往邮局跑，大包小包往农场寄。后来国家落实独生子女政策，没到两年，她就从农场回来了，弄了一身的病。
5
第一次干农活的尴尬
过了一个星期，队长来到我们小屋，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回答他，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想家，队长说过些天就好了，又问晚上还害不害怕，我告诉他，已经把原来放寿材的地方用报纸糊起来了，还用红纸剪了两个窗花贴在上面，最后队长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我们参加劳动。我们爽快地答应了，这几天憋闷的慌，无所事事，干干活也好。
干什么活呢？队长说：“你们就参加割麦子吧。”
以前上学时，学校也组织过全校师生，到郊区新坝公社帮助农民割麦子，名曰：学农。千余名学生浩浩荡荡，背着行李，提着饭盒，饭盒里装着吃饭的小勺，叮铃铛啷，路人都当奇景看。
那时学生队伍来到公社驻地，分在指定的村庄里，帮农民麦收。活没干怎样，给人家添的麻烦可不少，今天这个手割破了，那个脚扎伤了，明天这个感冒了，那个拉肚了，人家操心不少，还要腾出大房子给我们这些学生住，又要派专人用特大锅给我们做饭。睡在麦草上，我们整夜被跳蚤咬得睡不着觉，浑身起小红疙瘩，第二天没精神干活。伤病员逐渐增多，没干五天就又浩浩荡荡地回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有过割麦子的经验。
现在下乡第一件农活儿就中割麦，我有“学农”经验，心中不打怵。
来到地里，有人递给我一把锋利的镰刀，在田头，社员们一字儿排开，每人割五垄，垄不算长也不算短，队长说我乍干，就割两垄吧。队长一声令下，社员们争先恐后，一会儿就到地头了。我只割了一小块，大家围拢过来，三下五除二就帮我割完了。
重新安垄，一会儿功夫，大家又割到头了，他们围拢来，又帮我把麦子割完了。队长对我说：“这样吧，你就割一垄吧。”队长随后对大家说：“今天，把这块地割完才能休息。”大家甩开膀子干了，你追我赶，谁也不让谁。他们谁也顾不上我了，刚才还直立的麦子，现在全躺倒在地上了，偌大的地里只剩下我这一垄麦子，孤零零的。这种场景，如果制成明信片，那绝对是美景：娇阳之下，金色的麦子铺满田间，一个美丽的姑娘，站在直立着的独一垄的麦子旁，手搭凉蓬，面带迷人的微笑，眺望远方。可惜不是。我在艰难地割着，挥汗如雨，好不容易割到地头，一阵摇晃，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地。
大家纷纷围过来，关心地问我摔没摔伤，队长走过来，叹了一口气，说：“这样吧，你去捆麦子吧。”捆麦子的都是老弱病残，我那俩伙伴原本也是安排割麦子的，队长一看她俩细胳膊细腿，个头又矮，又从来没割过麦子，动了恻隐之心，编在了捆麦子那一组，现在，我这个样子也只好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她俩看到了我的惨状，即感到好笑又十分同情我。
麦子上场了，要把麦粒弄下来，那就叫打场，套上牲口，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压，压好的麦粒儿赶紧弄到场边晾晒，牲口不够用，那人就得上，五个人拉着石磙子，也是一圈一圈地转，往往我在最外面，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在外围的人最吃力，在最里面的人最省力，他们往往都把靠近里面的绳子先抢到手了，剩下的只能给我了。人家走一小步，我要跨几大步，有时还得带小跑，累得我气喘吁吁。有一个叫秀的姑娘看不下去了，休息完再干活的时候，她马上冲上前，抢了一根最里边的绳子，递给了我，这样我就轻快多了。
麦收季节，天气变化多端，白天还好好的，到了夜里，下起了小雨，队长敲着小锣，大声喊叫：“抢场了！抢场了！”队里所有的青壮年冲到场上，把麦子堆起来，用草苫子盖上，如果是下大雨，那真跟打仗一样，动作慢一慢，麦子就泡汤了。有时忙到半夜，衣服都湿透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苦不堪言，也深深的体会到农民的不易。
6
生活中有很多小插曲
我们来到农村已有一段时间了，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想家的心也放下了不少，从一点不会干农活，到能干一点了，也和社员们融洽相处了。尤其是队里的姑娘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我们屋里来玩。
我们刚来的时候，发现这儿的姑娘、小媳妇，还有中年妇女，全部穿带大襟的衣服，都是水蓝色的，从没看过有人穿花衣服，或者其它颜色的衣服。穿的鞋子是绣上花的，土的掉渣。我们三人虽然家庭不算富裕，但是我们正处在爱美的年龄，时髦还是赶的。
受我们及另外六个女同胞的影响，姑娘们很快地甩掉了绣花鞋，脱掉了大襟褂子，跟着我们的潮流走。尤其是爱，我们穿什么，她就跟着穿什么，她的外婆是接生员，她家的生活比其他人家要富裕的多，如果她不说话，真分不清她是农村姑娘还是知青。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受到三个男同胞的影响，从貌似电影上的“汉奸头”，变成了很洋气的时髦头，有的还叫男同胞帮他们在城里做衣服，这样的穿着打扮，对他们以后的相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远在城南公社的好朋友小玉，托人捎信来，叫我到她那儿去玩，我应邀而去。在那儿，我见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到了晚上，我们聚集在一个知青点的大房子里，或坐，或站，大家谈理想，谈抱负，谈未来，群情激昂，有一个头发留的很长的，年纪比我们年长几岁的，很帅气的男同胞带头唱起了《知青之歌》，其他的人跟着哼唱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有的人还泪光闪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很是震惊。歌词很凄凉，旋律很优美。看他们的神色好像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我们太年轻了，最小的只有十七岁，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三岁。当时还处在文革当中，大家都看不到前途，忧国忧民。不知怎么着，我突然想起了《青春之歌》里面的场景：一群热血青年，穿着长袍，围着长围巾，仰望卢嘉川，听他讲革命道理，小商人家庭出身的林道静，静静地坐在那儿，手托腮儿，听的是热血沸腾。
时代不同了，我们来农村插队落户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替国家排忧解难的，光唱唱歌，发发牢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样的聚会进行了好几次，渐渐的，每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同时忙于生计，棱角被磨平了不少，聚会少了，乃至消失。
来到农村快半年了，我们已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了，农活也能干一些了，也时不时地出些差错，不是把地瓜秧当草锄了，就是把玉米苗当草拔了。队长从未批评过我们，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他总认为我们离开父母，来到这么贫穷的地方，很是心疼，要不是运动，她们能来吗？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和时玲还闹了一个笑话。顾华前几天回新浦看她老妈去了，只剩下我俩。这天，我提前收工回了家，没关门。冬天日头短，不一会儿天就黑定了，太累了，煤油灯里的油所剩无几，我舍不得点灯，况且囊中羞涩。我默默地坐在小板凳上休息。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将头伸了进来，透过门外微弱的亮光，我看清了是时玲，她也是刚收工回来，屋内太黑，她不敢进来，她咳嗽了一声，我正累得慌，难得搭腔，故意不吱声。她侧着耳朵，左右两边仔细地听了听，好像有所察觉，她也不说话，我也不能说话，我怕我突然说话，吓着了她。
她曾经告诉过我们，她小时候好像是被长相怪异的猫狗之类吓到过，病了很长时间才好，她一直很胆小。这时，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她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突然“啊”地叫了一声，跑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又来了，并带来了一个人，是个男社员。她对那人说：“这屋里好像有动静。”那人说：“没有。”
“门怎么开了？”
“不知道啊！”
“是不是她出去有事了？”
“很有可能。”
他俩站在门口，谁也没敢进来，时玲其实还没有从屋里有棺材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更不敢说话了。借着一丝光亮，我看见他俩在门口比手划脚，像两个鬼魅的身影，我感到很好笑，却又不能笑，忍着。只见时玲又侧着耳朵听了一下，总觉得屋里有什么，旁边的那人屏住呼吸，侧耳聆听，忽大叫：“这屋有人！”
“啊！吓死我了，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有人呼吸的声音。”
看这本领，堪比福尔摩斯。
这时黑暗中的我，觉得玩笑开大了，快要没法收场了，我用极小的声音说：“是我。”随即点上了煤油灯。
从那以后，即使再没钱，借钱也要买煤油。
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丘陵地带，沙质土壤，夏天就是下再大的雨，也不泥泞，雨一停，穿布鞋走路都行。整个村庄显得很干净。同时，盛产地瓜、花生，麦子产量也不错。除了孩子多，劳动力弱的家庭外，基本上还能填饱肚子。大的难处是缺草烧。
公社的供销社有时会调来一些煤炭，分到每户就寥寥无几了，而且是烟炭，质量差，炭石也多，没有风箱不能烧。我们开始还享受烧草不限量的待遇，烧不烧炭无所谓，等到半年后待遇取消了，才真正尝到无草烧的滋味。
跟社员们分一样多的柴草，有的很耐烧，像豆荚杆，玉米秸、麦秸、地瓜秧也很好烧，最不好烧的是稻草。原先这儿不种水稻，上级硬要“旱改水”，只好遵命，种了一小部分。稻草起初火势也不小，却不耐烧，做一顿饭要烧不少，而且锅腔里全是灰，要不停地往外掏灰。
有一次天下小雨，柴禾全湿了，收工回来，做饭时，怎么也点不着火了，又累又渴又饥，我们三人相拥而泣。正好爱到我们这儿来窜门，看到此情，她马上回家拿了几张煎饼，带上一壶水，解了我们的窘境。队长知道后，赶快叫人到场上扯些草送来。有时，实在没的烧了，就锅里煮着地瓜干，锅下烧着地瓜干。
社员们更是嗜草如命，绝不放过一枯枝、一枯叶。为了省柴禾，冬闲里有的人家每天就吃一顿饭。我有时看到一些老年妇女，能使家中有柴禾烧，她们穿着肥大的深蓝色的棉袄，头戴黑色的围巾，坐在稻茬地里，抡起木棒，使劲捶打着稻茬上的泥土，忍受着凌厉的寒风，受了那么大的苦，又能烧几顿呢？时间长了，满头满脸都是灰土，远远望去，就是一个泥人。
作者：王善珍，江苏连云港老知青，年初中毕业下乡到本市赣榆县插队，当过民办教师。年底回城后，曾在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后专营过绘画用品。热爱写作，在市、晚报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来源：知青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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