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①，莫难于军争②。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③，以患为利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⑤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⑥，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⑦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⑧；不知山林、险阻、沮泽⑨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⑩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孙子兵法·军争第七》
曲径通幽孙子说：大凡用兵之法，将领接受国君的任命，组织军队，聚集人马，安营扎寨，与敌对峙，没有比军争更难的事了。军争难就难在，以弯道为直道，化不利为有利。迂回其路途，诱之以利益，后于敌人出发，先于敌人到达，这是知道怎样变弯道为直道的人。
军争带来利益，军争也带来风险。全军齐装满员去争利，则速度赶不及；轻装简行去争利，则辎重要舍弃。部队卷起盔甲快速前进，日夜无休，倍道兼程，急行军百里去争利，则上中下三军之将都会成为（敌人的）俘虏。强健者冲在前面，疲弱者落在后面，一般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按时赶到交战地点。急行军五十里去争利，就会损失上军的将领。一般只有一半人能按时赶到交战地点。急行军三十里去争利，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能按时赶到交战地点。总之，军队没有辎重就会灭亡，没有粮食就会灭亡，没有蓄积就会灭亡。
不清楚诸侯的意图，不能轻易结交；不知道山林、险阻、沼泽的地形情况，不能行军；不借助向导的指点，不能得地利。
用兵以诡诈为生存之道，以利益为行动指南，以分散与集中为变化手段。部队快的时候像风一样迅捷，慢的时候像林木一样齐整，进攻的时候像火一样猛烈，不动的时候像山一样安稳，隐蔽的时候像阴天一样难见日月，行动的时候像雷霆一样惊天动地。通过掠夺敌方乡村以分散敌人兵力，通过割据敌方地盘以分享敌人利益，保持机动状态而待机而动，先知道弯道直道互变之计者可以获胜，这是军争的一般方法。
（1）交和而舍：和通“合”。古代军门称为合门。交和而舍指两军相向扎营，处于对峙状态。
（2）军争：战争，两军相争。
（3）以迂为直：迂，弯曲，曲折。以迂为直即以弯道为直道。
（4）以患为利：患，祸患，弊病。以患为利即化不利为有利。
（5）委军：委，委弃，舍弃。委军指舍弃军械。
（6）三将军：指上中下三军的主将。也有用左中右或前中后命名三军。
（7）委积：储备物资。
（8）豫交：豫，通“与”，豫交即与之结交。
（9）沮泽：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带。
（10）廓地：廓，开拓，扩大。廓地指割走敌方土地。
以迂为直孙子本篇讲“军争”。军争即战争，通过军队作战而争夺利益。“战争”一词，孙子时代还没有，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
从古到今，战争的理念、工具、方式都在不断变迁中，战争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孙子时代虽然也有外交战、情报战、金融战等形式，限于当时的通讯、交通条件，要把它们传导到战场上，还是很困难的，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争。
到了今天，战争工具呈现出网络化、电子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特点，战争形式呈现出综合化、多样化的特点，战场呈现出广延性、多变性、交叉性、立体性、分散性、机动性、破坏性、连续性等特点。总之，今天的战争，相比于古代战争，已经面目全非了。孙子本篇提到的金鼓、旌旗之类，已经是古董级工具，早就淡出了战场。
那么，《孙子兵法》还要不要学？
我认为，现在学《孙子兵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为什么？
第一，在高科技的加持下，人变得越来越傲慢了，有必要学点兵法醒醒脑。
古代人相信“道”是最高主宰，现代人不相信规律主宰一切。古代人相信1+1=2，现代人迷信1+1=3。古代人相信“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现代人追求“零伤亡战争”……
高科技是什么？不过是一代代人的智慧堆积出来的成果，但现代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高科技只是当代人的创造成果。没有前代的积累，当代人有这么神奇的能力吗？一百层楼房，当代人盖了最高的一层，就等于盖了一百层？将自己看得太神的时候脑子容易出问题。醒脑的办法是回到原点，去学“道”，去研究基础理论，去掌握基本原理。
《孙子兵法》讲的是兵道，讲的是用兵的基础理论，其基本原理不会过时。正如古代人要吃饭，现代人也要吃饭，只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饿了要吃饭这个基本原理不会变。古代人吃饭难，所以将吃饭当做一个重点问题研究，自然研究得透透的。现代人没挨过饿，几乎不会把吃饭当问题，对吃饭问题的理解反倒不如古人透彻。一旦进入战争年代，当吃饭成问题的时候，才知道吃饭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孙子兵法》中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环境中锤炼出来的，也最接近事物的本原，自然值得学习。
曲道之行第二，在高科技加持下的战争，将加速去高科技化。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肯定是石头。”这不是危言耸听。不要以为掌握了高大上的武器，就总能打高大上的仗。到目前为止，高科技战争都是在一强一弱两个国家进行，不能尽显高科技的威力。
假设两个或多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开战，是什么情形呢？第一步断通讯，卫星、海底电缆、通讯基站打掉，“眼睛”基本废了；第二步，断电断水断气断交通，“四肢”不健全了；第三步，制造工厂打掉，“骨头”折了。一场大仗下来，跑步进入原始社会。
到那时候，也别嫌“金鼓”之类落伍了，你能找到一套锣鼓一把小号，就有通讯优势；你能找到一辆马车，就有交通优势；你能从倒塌的仓库里扒拉出一些粮食种子，就有后发致强优势。这时候，你还会嫌《孙子兵法》过时吗？
高科技战争打不得，这是肯定的。低科技战争打得吗？本来也打不得，还是打个不停。据不完全统计，人类共发生过大小战争次，平均每年2.6次。当代人的好战性，不在古人之下，据美联社的调查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爆发了多场局部战争，平均每年超40次。世界很不太平，学点兵法没坏处。
孙子在本节中，主要论述两个基本原理：一是“以迂为直”；二是“以患为利”。
这两个基本原理，是用兵的哲学，不仅仅是方式方法，要从辩证法的高度来理解。
“以迂为直”，即以弯道为直道。离胜利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直的路；达成目标最快的方法，不一定是最直接的方法。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充满了险阻和死亡，将险阻绕过去，将死亡小心避开，虽然走了很多弯路，却是最快到达的路，这就是“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即化不利为有利。对客观因素，要辩证地分析，事物有阴阳两极，有利害两面，善于抓住有利的一面就得其利。例如，敌兵多我兵少，这是一个不利条件。但不利中也有有利的一面：兵少，相对于兵多来说，管理难度较低，部队思想统一较容易，钱粮物资消耗较少，吃饭问题容易解决。
光是吃饭问题这一项，利用好了也能打胜仗：将敌人引到缺粮地区交战，时间长了，敌人缺粮，就会不战自败。诸葛亮神机妙算，遇到缺粮问题也没辙。五次北伐，至少有三次因缺粮而半途而废。秦朝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也因为缺粮，陷于“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的被动局面，以至“伏尸流血数十万”，50万大军至少损失了30万，主帅屠睢也在百越人的夜袭中身亡。后来，秦朝解决了吃饭问题，才将百越征服。
所以说，有利和不利只是相对而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以患为利”就是要促成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化。
山路弯弯那么，怎样“以迂为直”和“以患为利”？孙子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心理上，保持冷静，不因争利的冲动而忽视客观情况。
孙子所说“百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三十里而争利”产生的后果，是根据当时的一般情况而言。孙子时代，交通工具落后，道路情况不好；士兵是义务兵役制，兵员素质参差不齐，军队带着辎重行军，日行军不超过三十里。
如果急行军赶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作战，辎重就带不过去。身体素质差的士兵要掉队，三十里掉队三分之一，五十里掉队一半，百里就只剩十分之一了。用十分之一的兵去争胜，是赌博，搞不好要输个底儿掉。
一般情况不适于特种部队，比如骑兵、车兵、精锐步兵。吴起训练的“魏武卒”，个个是百里挑一的壮士，身披三层重铠，持12担强弩，箭囊带箭50枝，持戈佩剑，带三日干粮，半天急行军一百里，不待休息，即刻就能投入战斗。其战绩也十分惊人，“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这么强悍的兵，“百里而争利”是可以的。
现代军队，几小时就能将一个全装满员师运送到千里之外，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孙子强调的不是路程，而是“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这个规律。不论距离长短，不论古代现代，作战部队断了粮，断了武器弹药的补给，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第二，行动上，保持谨慎，将部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行军时摸清道路，作战时探明地形，这是基本功课，不必多说。
为什么在不知道诸侯的意图之前不能结交？
诸侯结交，必有利益诉求，不会单纯出于友谊交朋友。要摸清其利益点在哪，利益一致，才有真朋友。利益不一致，友情就是假的。如果对方以损害我方为利益，那就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在假途灭虢的故事里，虞君以为晋军的意图只是灭亡虢国，为了贪图厚贿，错把敌人当朋友，结果亡了国。
所谓“春秋无义战”，在那个丛林时代，重利轻义的人太多了，缺心眼要吃大亏。蜀国也是这样灭亡的。秦惠文王有意灭蜀，但蜀道难行，于是送给蜀王五头大石牛。蜀王为了运回石牛，组织大批民工开山凿道。谁知路刚凿通，秦军就开进来，把蜀国给灭了。
还有更扯淡的事：楚庄王率军攻打郑国时，郑国派人向晋国求救。晋国热心地发大军去救。不料行军途中，郑国已经认怂，跟楚国签了城下之盟。等晋军赶到，郑军反倒跟楚军一起攻打晋军。晋军大败而逃。败得有多惨呢？晋军争船渡河时，船舱里砍掉的手指一堆堆。
结交诸侯的风险很高，在“不知诸侯之谋”时，小心无大过。有这么个例子：赵简子带着军队去偷袭卫国，为了麻痹对方，故示友好，派人送给卫君一块玉璧。卫国大臣叔文子说：“趁别人不备制造事端，是以微小代价获取大利的方法。赵是大国，我们没有送礼去，他们反倒先送礼来，一定有原因。”叔文子马上派人构筑堡垒，积蓄粮草，作出应战姿态，然后才打发赵国使者回去。赵简子听说卫国已有防备，叹道：“唉！我想出其不意，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还是算了吧！”然后带着部队灰溜溜地回去了。
今天的人不比古人文明多少，丛林法则仍大行其道，满世界找不到一个真心相爱的盟友，有利可图就像麻雀一样，一窝蜂地飞过来啄食，利尽了就一哄而散。所以，结交盟友时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以免上当受骗。
曲中致远第三，方法上，打造纪律严明、作风顽强的军队，灵活机动地运用兵力。
“兵德”不同于世俗道德，打嬴就是最高道德。要讲世俗道德就别上战场，上去了就要打嬴，嬴了就是英雄，就是道德模范。孙子直言不讳地指出，用兵的基本准则是“以诈立，以利动”，想方设法哄敌人上当，把利益拿过来。
至于用兵方式，千条万条，归结为一条——“以分和为变”。“分”就是分兵，“和”即合，合兵一处。用兵的妙处在于分散与集中，难处也在于分散与集中。优良的部队，打得开，收得拢，分分合合，灵活自如，部队的行动，像虎豹一样敏捷锐利，尽显“顶级掠食者”的禀赋。而分合不灵活的部队，如同笨牛，只能处于“食物链”的底层。
客观地说，孙子时代的分散与集中，还处于初级水平，因为士兵是被迫卷入战争，很难形成什么共同的理想信念；部队有约束力而无向心力、凝聚力，主要靠严酷的军法阻止士兵当逃兵。但如果士兵有机会逃跑又不会受到惩罚时，那就不客气了。在这种情况下，兵不能分得太散，否则可能收不回来了。
从古至今，将分散与集中做到最高境界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团级规模的分散是常态，分散到连、排、班、组甚至个人，撒向四面八方，都能按统一的步调行动。而一旦需要集中时，各部队就像箭一样射向指定地点。这样的军队，龙飞九天，龙潜九地，是不可战胜的。
与之相反，蒋军的分散与集中，乏善可陈。因为大部分士兵是抓壮丁抓来的，离散力大于向心力，稍不注意就跑了。蒋军打仗，学曾国藩“结死寨，打硬仗”，用冷兵器时代的战法打热战。这不是愚蠢，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结死寨”把士兵圈住，搞不好一晚上就跑走了一多半，那还打什么仗？
所以说，分散与集中的灵活度，是衡量一支部队优秀与落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支部队战斗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一支分合自如的部队，必然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所以能做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手握一支这样的部队，主将才能“悬权而动”，根据敌情变化设计克敌制胜的战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迂为直”的“迂”，还包括训练部队，打造铁军。磨刀不误砍柴工，“磨刀”，看似弯道，实为直道。舍得花工夫“磨刀”，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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